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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绿色之笔”共绘“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图景

——来自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可持续发展专题培训班的报道 

       

培训班现场。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供图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 公欣

每天的污水排放量高达140万立方米左右,整个城区却仅有一座1998年建成的Pagla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能力仅12万立方米/天。污水横流、河流污染严重等问题曾经很长时间困扰着孟加拉国首都和第一大城市——达卡市(Dhaka)。

细化绿色环保管理保障举措、采用多种绿色环保技术工艺……设计污水处理能力50万吨/天的孟加拉达舍尔甘地(Dasherkandi)污水处理厂工程解决了达卡市的燃眉之急。这个由孟加拉国政府投资,采用中国政府优惠贷款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重点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当中,预计2021年完工。

孟加拉国达舍尔甘地污水处理厂项目开发是中国电建集团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日前举办的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可持续发展专题培训班带来的分享案例。事实上,孟加拉国达舍尔甘地污水处理厂项目只是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缩影。在中国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中,在诸多“走出去”企业参与的“一带一路”重点项目中,时时处处都闪烁着绿色环保的“影子”,渗透着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国家发展改革委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主任翟东升在培训班总结发言时表示,“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总要求,是我国对世界的郑重承诺。绿色可持续发展是全球共识,也是我国的坚定选择,这关系到“一带一路”建设的成败。我们要把绿色理念贯穿于共建“一带一路”各方面、全过程,既算经济账,又算社会账、政治账,真正使绿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底色。

底色是什么?绿色!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挑战日益严峻,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点和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绿色发展成为各国共同的关切和追求的目标。而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大部分国家拥有复杂的地理条件,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压力很大,必须加快推动绿色发展。绿色“一带一路”是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共建国家共同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绿色可持续发展是全球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关系各企业长远发展的需要,中央和地方部门高度重视,企业也很重视。”翟东升表示,“在绿色发展方面,我们有能力、有成就。我国可再生能源设备和技术世界领先,清洁煤电技术超过欧美标准,防沙治沙、生态修复的技术先进实用。我们要把这些绿色发展的能力释放出来,助力、引领共建国家绿色发展。后疫情时期,各国纷纷推出‘绿色新政’,将投资可再生能源作为推动经济复苏的战略选择。我们应抓住时机,积极参与,培育绿色经济增长点。”

实际上,一直以来,中国坚持《巴黎协定》,积极倡导并推动将绿色生态理念贯穿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例如,中国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签署了关于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与3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合作协议。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已成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路径,100多个来自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共同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能源基金会战略规划主任兼低碳转型项目主任傅莎表示,绿色产能和资本合作催生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绿色产业“走出去”会有阵痛和压力,但换来的将是健康和持续的经济发展和商业模式。

数据显示,到2030年,全球对可再生能源的持续投入预计将创造1650亿~6050亿美元的经济价值。预计到2030年,全球能效市场规模将达约5550亿~7700亿美元。此外,仅保守估计,到2030年,低碳发展模式可为世界带来26万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如果采取锐意进取的气候行动,到2030年则可创造逾6500万个新的低碳就业机会,同时还可避免70多万人因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

在肯尼亚蒙巴萨-内罗毕铁路沿线,随时可能看见从预留野生动物通道穿行的斑马、狒狒、角马。“蒙内铁路是一条绿色之路,野生动物能跟铁路和平相处。”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秘书长张湘介绍,蒙内铁路在设计和建设中多管齐下,尽最大努力做好野生动物保护,如优化线路方案,尽量避让内罗毕野生动物园;设置一定数量的野生动物通道,并设置引导设施,引导动物安全穿过铁路;线路两侧设置隔离栅栏,避免动物爬行通过时与列车相撞等。

实际上,像蒙内铁路这样中国参与建设的可持续基础设施并非少数。据了解,联合国2030议程将建设可持续的基础设施作为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而对企业来说,推动可持续基础设施也成为一种选择。张湘介绍,由于海外经营面临各种环境风险和挑战,如国际关系、保护主义、地区安全等各类非传统风险的干扰以及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等,让开展和推动可持续基础设施显得意义重大。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美国)北京代表处高级顾问杨富强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企业和国家宣布碳中和目标,预计碳排放较高的基础设施项目所能获得的支持将越来越少。因此,应建议企业制定更严格管理标准来应对日益严格的气候与环境要求,从而规避长期风险。

张湘建议,企业要推动建设可持续基础设施,就要通过学习国内外相关标准、指引优化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内部改造,同时拓宽融资渠道,积极主动寻求国际金融机构参与融资项目,适应国际可持续标准的同时提升自身管理水平。

标准?还是标准!

标准,是参与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何协调国际国内标准?如何保证项目在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绩效)方面的合规性?对于诸多“走出去”企业而言都是不小的考验。

中国进出口银行战略规划部处长高茵认为,为践行开放、绿色、廉洁理念,促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尤其注重项目环境与社会风险防控,严格遵守所在国环保标准法规,积极履行环保责任,统筹考虑项目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助力东道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毕马威中国金融服务业亚太区主管李世民认为,为有效吸引私有资本参与发展中国家基建项目的建设,必须遵守当地ESG要求,例如环境影响评估(EIA)法规等。根据IFC绩效标准(即赤道原则)要求,如果当地要求与绩效标准存在差异,应该按照更严格的标准执行。同时,投融资机构将要求项目发起人能够证明其能够运用成熟的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ESMS),以评估和管理项目所有阶段的ESG风险。“未来,所有基建项目能否获得融资均将取决于项目在ESG方面的合规性。这将有效推动并鼓励项目开发商在全生命周期积极创新,并采用在ESG可持续领域中的的最佳实践。”

据介绍,目前赤道原则是应用最广泛的ESG准则,大部分机构也会采用国际金融公司(IFC)的《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绩效标准》与世界银行《环境和社会框架》。而世界银行《环境和社会框架》纳入了当下与投资项目有关的最新环境和社会问题,其中就包含气候变化。其十项环境和社会标准(ESS)首当其冲的就是环境和社会风险与影响的评价与管理,主要要求包括:制定经世界银行同意的《环境和社会承诺计划》(ESCP),确定用来缓解风险和影响并加以监测的具体措施与行动;对“项目”和“关联设施”的清晰定义以及“环境和社会标准”如何适用于它们等。

实际上,据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蒋希蘅介绍,绝大多数“走出去”的中资企业都根据所在国的要求开展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三方),包括采取措施减少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内控制对环境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全程管理,更加系统和科学地控制其对环境的影响,追踪和记录业务活动中的相关数据和信息等。

蒋希蘅介绍,从中石油中缅油气管道项目、中远海运比利埃夫斯港项目、天津泰达埃及苏伊士经贸园区项目等国有企业案例研究来看,这些企业在项目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均非常重视环境保护,都较好地践行了高标准的投资和建设,得到东道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的认可。“尽管这些企业并不完全按照国际金融机构的标准操作,但效果是一致的,在一些方面还创造了很好的经验。”蒋希蘅说。

傅莎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面临的环境和气候问题、产能和资本合作模式也有差异,因此在具体的环境和气候影响评估上应该有所侧重,应该更加注重当地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不必要追求好高骛远的标准,务实、有效、可操作、持续运营是重要的依据原则。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发言代表建议,应设立共建“一带一路”绿色标准,建立中欧共同标准,将为“一带一路”项目的开发吸引更多绿色资本,降低投资和环境风险。在绿色标准一体化的对话中,各监管机构和市场参与者可以一同探索将亚洲、欧洲和拉美纳入其框架的机会,将关键市场联结起来,推动低碳转型。

投融资?环境最优先!

“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对绿色金融有着越来越急迫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国家出台、完善和执行绿色金融政策,为绿色转型发展提供助力。”傅莎认为,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国家绿色金融政策的发展,在相关区域的气候风险较高行业和项目的投资将面临越来越不利的条件,对具有节能减排效益项目的投资将面临利好条件。如果投资机构没有意识到绿色金融的发展对其投融资的影响,在“棕色领域”的投资较为集中,则在未来有很大的可能将面临收益率下降甚至投资项目无法正常运营的风险。

杨富强介绍,虽然《赤道原则》没有明确排除化石能源,但全球金融机构正在面临退出煤炭的压力。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120个金融机构制定了限制支持煤炭的政策,已有超过45个金融机构限制对石油和天然气的支持。如果“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希望吸引第三方形成银团投融资,还需要与不断变化的全球ESG标准保持一致。因此,他建议中国企业优先考虑低碳项目和低碳投融资。

悉尼机场14亿澳元多批次可持续发展关联贷款、支持沃尔玛可持续发展计划的可持续供应链融资……一直以来,汇丰银行积极践行绿色可持续投融资,积累了大量的案例实例。外部评级机构Sustainalytics甚至如此评价悉尼机场,认为其可持续发展关联贷款(SLL)将支持公司的整体可持续发展战略。

“按照《巴黎协定》中设定的目标,在2050年之前,将我们客户总体组合的碳排放降至零。”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发言代表表示,到2030年,汇丰银行将为客户提供7500亿美元~1万亿美元的融资和投资,以帮助客户实现转型。同时,汇丰银行专门成立了一个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解决方案部门,负责与客户的合作,并推出新的产品和资产类别。

当前,全球气候投融资市场逐步成长,成效已经初显。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总额达3633亿美元,连续6年超过3000亿美元。其中,中国成为全球最大清洁能源投资国,连续5年超1000亿美元。2019年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1734亿美元。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绿债市场,在岸市场发行贴标绿债约2885亿元。2019年全球碳市场交易总额约1940亿欧元,交易量约为90亿吨。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构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绿色金融体系并非易事,面临着政策法规差异、能力水平有限、标准不统一、跨境联通障碍等诸多问题。因此,就更需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通过搭建国际平台,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绿色金融标准趋同等方式,构建一个能切实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绿色项目投融资提供帮助、促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绿色金融体系。

傅莎认为,有政府保障的绿色金融是有效降低海外项目融资成本手段中最为“中性”的渠道,也是一般援外“补贴”中最不受质疑的方式。中国应通过G20等平台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努力为绿色“一带一路”带来溢出效应,通过较小的“绿色杠杆”来撬动产业链式的合作、便利技术标准的应用和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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